陈松菊代表:要拓宽垃圾分类志愿者招募渠道,对违反条例的市民,可以考虑安排他们做志愿者,以教代罚。
许丽萍代表:几乎所有的上海市民都在微信群里讨论垃圾分类问题,不是议论要不要分类,而是在研究怎么正确分类。
卫爱民代表:在淘汰大型家具、家用电器等物件时,建议动员相关企业积极回收,并对市民给予一定形式的补偿。
陈芳代表:相关部门与电商企业合作建立回收平台,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
曾德雄代表:试点中部分街道、社区探索出的好做法,应形成全社会覆盖的态势。
数月来,凭借“垃圾强制分类全覆盖”,北上广三地成为改写中国垃圾分类史的引领城市。“垃圾分类”开始走向实至名归。
2019年7月1日,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实施,一场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战役在上海打响,北京、广州等超大城市迅速跟进。这场战役的终极目标是突破“垃圾围城”。
上海:“垃圾强制分类”运行50天,有成效也有难题
周日的早上7点,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检察干警陆巍身穿绿马甲,已经开始在小区里引导居民分类投放垃圾了。得益于工作中经常释法说理,跟人打交道,他在给居民解释垃圾分类问题的时候,居民还都愿意接受。
自从《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陆巍就多了一个身份——生活垃圾管理社会监督员。陆巍认为志愿服务颇见成效:“刚开始,个别居民有些抵触,觉得麻烦,不知道怎么分类,我们就戴上手套帮着他们重新分,讲解垃圾分类处理的意义。现在居民们都有了垃圾分类的意识,而且绝大多数能够准确区分干湿垃圾了。”
在上海,像陆巍这样的垃圾分类志愿者有近3万人。
“垃圾分类能够顺利推进,志愿者功不可没。”观察垃圾分类的实施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成为上海市人大代表陈松菊生活中一个习惯,不管是出入小区、还是公共场所,“我总能看到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大学生,更多的是退休职工,有他们的指引,垃圾就会分得比较准确。”欣慰之余,陈松菊代表也有些担忧。毕竟条例刚开始实施,全社会的关注让上海紧绷着神经。可是,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万一垃圾分类这根弦儿松懈了,那时再去做动员工作,就太难了。
陈松菊代表希望志愿者队伍能够稳定并不断扩大,她建议拓宽垃圾分类志愿者招募渠道,激发更多市民加入到志愿者行列,对出色的团体,辅以奖励机制,提升市民的参与感、责任感和荣誉感,”陈松菊代表还建议,对违反条例的市民,可以考虑安排他们做志愿者,以教代罚。
法律就是秩序。然而,让一部法律成为所有人的自觉行为,让垃圾分类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仍需要久久为功。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的第一天,上海各级人大代表就走进社区、商场园区,以及固体废物流转中心,了解前端、中端和末端垃圾分类全流程执法情况。
上海市人大代表许丽萍深度参与了该条例的制定。在走访时,她注意到各小区执行条例的情况参差不齐,“做得好的小区,分类准确率可以达到95%以上,而有的小区差得较远。”
然而,许丽萍代表对上海市做成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这件事是有信心的:“在条例实施前一个月,几乎所有的上海市民都在微信群里讨论垃圾分类问题,不是议论要不要分类,而是在研究怎么正确分类。这反映了上海市民对法律的敬畏,也表现出上海市民的可爱。他们的这股认真劲儿也影响着来上海出差、旅游的外地人。”
7月30日,上海市人大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听取了浦东、普陀、虹口等七个区人大联动开展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理专项监督情况。
在显现成效的同时,一些短板和薄弱环节也暴露出来。比如,单位的垃圾分类情况与居住区的分类情况相比差得较远;由于增加的成本难以平衡,部分物业企业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不高;湿垃圾清运车辆存在跑冒滴漏现象,影响环境;随着湿垃圾日均清运量的增加,湿垃圾处置能力不足的矛盾已经凸显,等等。
针对实践中碰到的难题,与会的各区人大工作人员建议市级层面加强支持和指导。比如,积极协调解决垃圾短驳运输车辆的牌照问题,规范湿垃圾运输车辆的设计标准,防止跑冒滴漏;重新评估湿垃圾设施规划,进一步加大对各区开展湿垃圾集中规模化处理和分散就近就地处理设计的支持和指导力度。
北京:针对“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现状修法
“早在十年前,北京市委市政府就发文推广垃圾分类工作。2011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国率先制定《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它是我国第一部生活垃圾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市人大代表卫爱民见证了这部法规的制定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