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无疑是又一次自上而下的环保政治运动,受到有关“强硬”、“草率”的批评,但是,它和过去的每一场运动都有一个关键的不同——它涉及到每一个家庭。每个家庭的亲身参与,在他们和环境议题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让他们作为每天付出劳动去对垃圾进行分类的利益相关方,对官方的垃圾管理政策产生监督意识并获得监督的道德正当性——正如现在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权批评政策的强硬草率,因为这牵涉到自己的利益,只不过,这种批评中还缺少环境观和公共利益观。
环境契约
那些批评政府单方面将政策强加给社会的人们没有看到的是,这一次,上海市政府通过推行一套涉及千家万户的“激进政策”(考虑到环境和气候危机的严峻性,其实恰恰是务实),自己也承担起了格外大的责任。它在限制民众丢垃圾的方便的同时,也需要确保人们所付出的劳动不被枉费,它所承诺的“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被切实贯彻,垃圾焚烧和填埋应得到控制。
换句话说,不同于以往的“环境风暴”是以公共利益之名牺牲少数人,这次是官方与所有人签订了一份社会契约,彼此让渡一部分权利,来确保从根源上解决垃圾泛滥和污染问题。这个方案来自于对垃圾问题本质的理解,其中有民间的贡献。
与其抱怨“被强迫”,社会此时应该抓住这份契约所提供的机会,去:
1. 监督官方确保分类收运和处置,不枉费民众垃圾分类成果,制订积极进取的方案推进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据此来限制焚烧和填埋能力的盲目扩张;
2. 推动社区自治,让制度的实施方式更加符合本地实情,体恤不同人的状况,并实施有效而无需过分诉诸于强制的监督,增进社区环境意识,从而让垃圾分类行为从被动服从变成主动的公民行动;
3. 关注回收产业的发展,倡导积极的扶持政策,既包括前端的收运,也包括后端的再利用处置。在收运环节,探讨如何将曾经长期承担废品回收工作的数十万的非正规回收业者纳入“两网融合”(指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融合,通常表现为政府指定企业进驻小区设置回收点),既避免造成非正规部门的大量失业,也避免少数企业垄断回收渠道。
正当上海垃圾强制分类铺开的时候,新一期垃圾焚烧项目在距离市中心60公里的浦东老港镇落成,使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垃圾焚烧厂。与此同时,武汉郊区阳逻的一场反对建设焚烧厂的邻避运动也正在公众关注之外孤独地进行。但垃圾强制分类时代已经到来,个人与垃圾这个不断被隐匿的社会产物的关系已经变得不同。能否把握住这个机会建立一种新的环境伦理,去直面问题的根源,去承担污染的个人和集体责任,见证“环境公民”的诞生,带来一场新的环境运动?这需要我们的决心和创造力。
作者:蒋亦凡,生活在上海的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