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各大媒体是怎么说,人民网上海频道报道过《在上海代收垃圾,竟能月入过万?!有网友准备要转行…》;21世纪经济报道表标题为《上海代收垃圾月入过万!“代收垃圾”也有网约工》的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从事“垃圾上门回收员”的罗奇对记者说“最高的时候一个月能突破一万元。”
瞧,新职业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
虽收入丰厚,但市民对这些新型职业的认可程度大相径庭。整天忙碌的年轻人自然再喜欢不过了,可是对于闲暇时间较多的退休老人、全职主妇……他们更愿意自己来做这些事情,从而减少这部分开销。
7月1日即将实施的《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个人混投垃圾,最高罚款200元。由此也有市民担心代分人员出现失误,责任还是自己来担。故此,这部分市民对这些新职业避而远之。
虽然市民对新职业的态度各有不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新职业是借垃圾分类的大趋势萌生出来的。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已经在垃圾分类的道路上探索20多年。早在2000年,北京、上海、南京等八座城市就被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2017年3月,《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发布。近年来,垃圾分类工作不断推近,同时也催生出近6000家从事垃圾分类的企业。此外,“垃圾分类”也点燃了二级市场的兴奋点。近几个交易日,垃圾分类概念股持续爆发,Wind垃圾分类指数近四个交易日涨幅累计超过10%,截止6月21日,成交额达到20亿元。由此看来,垃圾分类成为现在最流行的“新时尚”也无可厚非。
推进垃圾分类是历史的必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说,垃圾分类是实现减量、提质、增效的必然选择,是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就目前来看,过于繁杂的垃圾分类要求与国民尚未形成的分类意识注定垃圾分类是一场持久战。
既然垃圾分类是一场持久战,那么这种“以逸待劳”的代替性服务,会不会给这场持久战添堵。
说到底新职业产生根植于人们“怕麻烦”的心理需求,这种“懒人经济”形态对国民垃圾分来意识的逐渐养成势必成为一种阻碍。新职业的存在像极了小时候帮你写作业的同学,到最后你的同学考试分数也来也高,而你却变得越来越差。从国家的长久计划来看,新职业的出现将严重“拖”垃圾分类推进的后腿。实施麻烦又不方便的定时定点投放垃圾措施,究其原因无外乎节约最大的成本对人们进行集中“教学”。新职业提供的服务恰恰在无意间夺走了这次“上课”的机会,还有你口袋的钱。
此外,长期来看,这个市场未必会长久。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会建立起自己的分来意识和习惯。一段时间之后,在家里随手分类,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自己分类变得容易了,上门代收垃圾,就会从相对简单的办法,变为相对麻烦、甚至有风险的办法,自然也会从市场上消失掉。当新职业消失不会“答题”的市民里还是要开始建立分类习惯和意识。这只是早晚的事情。而我们要思考的是就现行新语境下,如何在进行商业活动的同时积极推行垃圾分类,养成民众的分类意识。
清华大学中国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温宗国就此提出五条解决办法:一是把垃圾分类纳入法治化轨道。二是垃圾分类投放应简单化。三是垃圾分类设施必须纳入城镇总体规划。四是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协同作用。五是加宣传教育的力度、强度和频率。
垃圾分类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好事、小事不是易事,做好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代替处理垃圾的服务看似方便,但实则不必要,因为垃圾分类本就不是一件“方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