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例》的制定适应了新时代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其在内容上有两大特点,即它关注的是政府投资的关键环节、确立的是基本的制度规范,既有遵循又避免繁琐,既满足政府投资管理中建设法治政府的客观需要,又避免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相矛盾。一是理顺政府投资管理体制,明确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履行政府投资综合管理职责,国务院其他相关部门依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履行相应的政府投资管理职责。二是确立了政府投资资金的基本管理方式,即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贴息等,并规定了按项目安排的原则和相应的程序。三是规范了政府投资和预算的关系,明确规定政府投资年度计划应当和本级预算相衔接,财政部门应当根据经批准的预算及时、足额办理政府投资资金拨付。这些制度设计,实现了政府投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
(四)严格项目和资金规范化管理,强化政府投资管理刚性约束。
政府投资作用的发挥,必须落实到每一个项目、每一笔资金的效益上。政府投资主要投向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民生领域,一般投资规模大、协作因素多、建设条件复杂,既需要严格按规律、程序办事,又必须完善管理、落实责任。
《条例》坚持问题导向,总结经验教训,对项目和资金管理从严从细作出规定。一是立足科学决策,统一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程序,并明确规定审批重大政府投资项目应当履行咨询评估、公众参与、专家评议、风险评估等程序。二是立足提高效率,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明确可以简化审批程序的项目范围以及利用技术手段优化审批流程。三是立足资金统筹规范安排,明确政府投资年度计划是对资金按年度落实到项目的基本方式,是全流程管理的关键抓手。四是立足投资控制和厉行节约,加强对投资概算的刚性约束。五是立足全周期管理,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六是立足权责一致,详细规定了违法违规情形和法律责任。
(五)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为推进改革、深化实践提供方向和空间。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政府投资的要求不是单维度的,而是涉及到我国治理体系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必要和可能、当前和长远、质量和速度、刚性需求和约束条件等各种复杂的关系,也涉及到建设发展、其他公共资源配置、公共安全管理等各有关部门复杂的职能行使。
《条例》以规范政府投资为主线、统筹兼顾各个方面。一是兼顾发展需要和条件,明确要求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期财政规划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统筹安排政府投资。二是衔接各方改革和管理,明确规定政府投资管理应当符合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要求,并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等公共管理事项衔接。三是删繁就简,着眼于对政府投资的普遍约束性和明文所不及的行政裁量领域的普遍指导性。这种制度设计既立足当前,又为今后制度细节的延伸留下了空间。比如《条例》规定的统筹安排使用政府投资资金、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决策职责划分等还需要进一步配套相关制度。实践中要把握《条例》“可以做、应当做、禁止做”层次分明的立法特色,在遵循基本规范的前提下继续深化改革。
三、有力有序有效推动《条例》落到实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执行好《条例》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全面提高依法加强政府投资工作的水平。
(一)认真做好《条例》的学习和普法工作。
深入学习、全面理解《条例》的立法目的、基本要求和各项具体规定,增强投资管理法治意识,自觉把《条例》的各项制度规范作为从事政府投资工作的行为准则。发展改革部门作为投资主管部门,要全面掌握法规要求,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社会公众知法用法,依法支持国家建设、依法开展社会监督、依法表达诉求建议、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二)加强《条例》的配套制度建设。
《条例》作为我国政府投资管理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其所规范和调整的政府投资领域非常复杂,在与已有各项法律法规的衔接中工作难度很大,其制定和实施又处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因此它对符合改革方向又难以一刀切的问题仅做了原则性规定,对有些操作和执行层面的细节问题也还没有作出具体规定。这就需要根据《条例》确定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及其授权,继续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为投资法治建设创造实践基础。
(三)以贯彻《条例》为契机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工作。
以《条例》为依据进一步完善政府投资体制,是当前和今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我们要协调推进《条例》的贯彻实施和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围绕优化投资结构、完善投资方式、规范项目管理、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以及审批制度改革等方面不断深入探索创新,加强宏观调控、统筹衔接和服务监管,不断提高政府投资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