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上海很多社区的居委干部和居民志愿者们纷纷行动起来,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顺利推行打基础、做准备。然而,不少参与者表示:推行垃圾分类,比想象中复杂;需要应对的细节很多,问题千丝万缕、纵横交错,不知劲该往何处使。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尹良富留学日本多年,回国后,又参与所在小区垃圾分类减量试点工作。他所经历的故事和由此生发的种种思考,颇具启示意义———
留学日本:
垃圾分类成了我的生活习惯
1990年7月,我离开复旦新闻系,进入日本国立一桥大学,开始了长达9年的留学生活。住过东京都多摩地区府中、国立、小平等三个城市的经历,让我体验了这三个城市不一样的垃圾分类生活。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就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减量制度。但事实上,在同为东京都管辖的都内区与多摩地区的25个市之间,这项举措并非同步推进。即使同属多摩地区、同样是选择花钱把垃圾运到最终垃圾填埋场(位于西多摩郡日之出町)的两个市,在推动垃圾分类上也有所区别。关键还是看这个市愿意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投入多少。毕竟,把垃圾搬运到填埋场,是要按量来付费的,财力更足的政府,会比较不在乎这笔费用。
比如,我最初居住的府中市并没有实行垃圾分类,经常可以发现路旁立着大块头的铁质垃圾箱,任由居民随便倾倒。因为它守着府中赛马场和东芝等纳税大户,那些垃圾处理费算是“毛毛雨”。
但等两年后,我搬到学校所在地国立市时,境况已经大变。国立市已执行严格的垃圾分类排放制度。排放床、家电等大型垃圾时,需向市政府清扫课购买排放券。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物必须分类,按规定排放。这是因为,国立市是一个文教都市,除了学校,还是学校,财政经费基本上依赖于住在那里的居民缴纳的住民税等。换言之,对于财政经费并不宽裕的当地政府,垃圾处理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执行分类制度,填埋量减少后就可以节省经费。
等到快取得博士学位时,我有幸抽中了东京都提供给低收入人群居住的都民住宅,搬到了小平市。这种住宅相当于上海市的廉租房(需每年提交收入证明,超标就必须搬离)。住到小平市后,让我确确实实体验到了日本居民自治的含义。
恰巧那时小平市正好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我所居住的小区(日本叫作“团地”)规模比较大,有20多幢四五层高的楼房。团地管理办公室通知住民参加垃圾分类说明会时,每家都必须有人到场。
我所居住的那栋楼有24户居民,没有保洁人员。整栋楼的卫生保洁工作由这24户居民按每周一户的方式轮流担任,一年能轮上两三次。大楼一楼的布告栏里贴有排班表,户户平等,不可能发生“你少做”“他不做”的情形,最多就是互相调换一下值班日期。值班住户家的门上会挂一个告示板,上面的纸张上印有分担工作的实施情况记录,一周结束后要把这个告示板挂到下一个排班家庭的门上。
值班住户的主要工作是,一周内要清扫一次四层楼面的走廊(每层楼面有一个外走廊),每天打扫清洗垃圾停放点,把垃圾收集车拒绝清运的垃圾带回家,等到下一个排放日再放出去。那些被拒绝回收的垃圾,未必是住在这栋楼的居民丢弃的,大概率是外人所为。但不管是谁丢弃的,只要是在你家当班时发生的,即便在高温季节垃圾发酸发臭令人作呕,你也必须把它清理干净带回家。这种“没有商量余地”的硬约束,客观上要求人们必须养成“不随便给别人添麻烦”的意识。
搬到小平市生活前,我和家人基本上都住在企业或学校的宿舍里。这些地方都有保洁员,不大需要操心保洁的事。但搬到了小平市后,我们就必须同身边的日本人一样,对生活垃圾一丝不苟地进行分类,必须按时排放,垃圾中的塑料制品必须清理出来,洗净晾干捆好,再投入专设在超市门口的回收箱里。
回到上海后,虽然还没有开始实行垃圾分类,但我家因为“积习难改”,习惯了把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坚持把厨余垃圾装进一个袋子里丢到垃圾箱,把废旧纸盒、塑料瓶等可再生资源分拣出来,送给门房间的阿姨去卖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