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埃文斯顿的官网上,居民可以查阅具体的垃圾分类、附近的回收地点等信息。新近搬入该市的住户,也会收到一封详细介绍垃圾分类的信。

此外,当地的环保局以及环保组织,也会定期举办一些户外活动,邀请家长和孩子参加,通过互动娱乐的方式让居民了解环境保护以及如何对垃圾进行分类。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垃圾回收可能只是意味着分类。但对于一个城市,这需要构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既包括对垃圾的前端分类,又有后端的回收利用、掩埋处理和降解使用。
中国的症结在哪儿?
一些没有垃圾分类习惯的中国人到美国后,也会主动将易拉罐、玻璃杯、废纸等按照规定放入回收箱。
一名留美博士告诉国是直通车记者:“在国内,即使做好垃圾分类,最后环卫工人也会混在一起倾倒,所以并没有太大动力去做。”
清华大学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温宗国指出,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环卫系统没有分类收运和处置设施的配套衔接,多数垃圾中转站也未推行二次分类分拣。
其次,环卫体系的收入来自垃圾清运量和焚烧处置量,除非是处置设施超负荷倒逼,否则垃圾分类造成减量反而影响其收入。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前端垃圾分类就大打折扣。
温宗国告诉国是直通车记者,中国的垃圾清运主要是通过已有的环卫系统,而可回收物品的处理则是商务部门,前者没有主动分类的动力,后者则是分类越细获利越多,因此两套独立运行系统在源头上存在的利益冲突。
如何促进国内固体废弃物的分类和回收?温宗国指出,解决的办法并不复杂。
“地方政府将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进行统一设计和规划,确保分类之后的垃圾均有相应设施处置,最好的方式就是交给一家大的综合性服务公司,把垃圾清运和回收利用的两个功能合二为一,而政府则购买服务即可。”
事实上,这种方式也正是美国政府所采用的。
这样做的好处是,分类后的垃圾进入不同处理设施分类处置或资源化,焚烧量或填埋量就会降低,使得垃圾处置费用的财政开支减少,并反过来支持垃圾分类和回收体系建设,总体上没有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
事实上,中国也正在这样做。
周伴学表示,鼓励地方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招投标方式,择优选择有资质的企业承担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工作,鼓励探索市场化运营方式,降低垃圾处理成本,提高服务质量。
不过,温宗国强调,“只有在法律的约束和相应的考核方式之下,建立起垃圾分类参与者切身利益挂钩的管理机制,环卫人员和百姓才有动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