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难免挂一漏万。有一天大早,我赶着上学,忘记扔餐余(可燃)垃圾了。晚上回来,那个四帖半(一帖相当于一个榻榻米大小)的空间里充满了酸腐味。第二天,我把它和不可燃垃圾装进一个更大的袋子,心怀侥幸地扔到了最近的垃圾收集点。
日本的垃圾收集点,一般在主干道两旁的某个电线杆下面。通常每隔二三十米,就设置一个点;使用同一个点的,就那么5-8户人家。
傍晚回家,刚想进入公寓正门,突然后面有人说了声“すみません。(sumimasen、对不起)”。我回过头,原来是对面餐馆的老板,手里拿着早上我扔的垃圾袋,问是不是我家的。
我涨红了脸点了点头。他说,他拆开垃圾袋,看过里面的纸片,知道是我家的,然后另外找了个袋子,把里面的不可燃垃圾分开,放在了垃圾收集点;这些可燃垃圾就留在原袋子里,一直等着我放学回来。他叮嘱说:周三是扔不可燃垃圾的时间,不能扔可燃垃圾。
真是万分羞愧,我连声道歉,接过了那袋垃圾。
在日本乱扔垃圾,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为了省垃圾费,我也是蛮拼的
大约到了1994年初,东京各区开始对生活垃圾收费,要求使用专门垃圾袋。
原来扔垃圾,就是把垃圾装在塑料购物袋里,按照收集时间扔到收集点。刚开始收费时,总觉得要到便利店花钱购买专用垃圾袋不划算,就直接用购物袋装垃圾。结果有一天,过了垃圾收集时间,我家的垃圾还原封不动留在收集点。我只好灰溜溜又拎回家。
原来,生活垃圾收费的过渡期结束了,不装在专用垃圾袋的垃圾,一律不收。
垃圾袋其实不贵,最贵也就两百日元(相当于十二三块人民币)。但对于那时候像我一样的留学生来说,这仍然是一个不愿意花的开销。我没有拿过家里一分钱去留学,知道每一个日元上面,凝结的血汗有多少。
于是,能不往家里带垃圾就不带,成了我的铁律。比如在商店买了双鞋子,我会只把鞋子带回来,盒子啥的统统留给商店。白天在外边上学打工产生的垃圾,就扔在外边的垃圾箱。
经济学最基本的假定就是理性人假定,每个人每个企业都会按照利益最大化行事——尽量扩大收益,尽量缩减成本。我在扔垃圾这种事上,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
1995年,奥姆真理教的毒气事件发生后,东京出于安保考虑,撤走了街上所有垃圾箱。在节省垃圾费这件事上,我不得不找其他出路。没办法了,哪里买的饮料,站在店铺(或者自动贩卖机)前喝完,罐瓶留下。偶尔还可以把书包里的垃圾,扔到24小时便利店门前的垃圾箱里。
便利店分布在东京的大街小巷,这点利用还是可以的。不过,在扔之前还是要把垃圾放在背包里,这总不是件好受的事。
于是就挖空心思,减少垃圾产生。
此乃终极之计。久而久之,便成了习惯,从思维到行动。
日本东京的一家超市门口摆放着专门用于回收易拉罐、饮料瓶、鸡蛋包装盒等废弃物的垃圾分类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