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7年以来,“中国式邻避行动”时有发生。获益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低成本动员优势,“中国式邻避行动”来势迅猛,理性维权与非理性行为交集其中。置于风险事件处置一线的地方政府往往叫停或将“邻避设施”迁移它处。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换来一时一地的平安,却变相鼓励各地越来越多的抗议浪潮。化解“中国式邻避行动”必须补上安全生产短板。
关键词:“邻避行动”;特征;困境;展望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561/j.cnki.zggqgl.2016.05.009
“别建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英文缩写为NIMBY,简称“邻避”。“邻避”这一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由西方学者提出。作为工业社会副产品,民众反对在自家住处附近建设任何带有潜在危险或令人心灵不悦之设施,辅以多种方式,如聚会、抗议乃至激烈抗争,“邻避行动”应运而生。
“邻避设施”催生“邻避行动”
“邻避设施”通常包括垃圾焚烧厂、化工厂、变电站、火葬场、精神病院、屠宰场和监狱等。这些设施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因为种种原因,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
人生天地间,各种社会行为、社会心理的交织作用,塑造了人们对环境的认知。“邻避设施”嵌入当地,民众有可能遭受空气污染、噪音污染和心理紧张等。传导效应导致房产价格、小区价值波动,民众利益受到损害。“邻避设施”有益于社会整体利益,因为负面效应集中影响于某一地区民众,民众秉持“别建在我家后院”的心态加以反对。当大利益遇到小利益,“邻避行动”就难以避免。从历史的角度看,“邻避行动”是一个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地方人口稠密,“邻避设施”选址“捉襟见肘”,可能面临周边民众强烈反对。世界范围内,“邻避行动”于20世纪70年代发轫于欧美,后传播到亚洲的日本。伴随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经济的起飞,“邻避行动”镶嵌于这一波工业化、城镇化浪潮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罕见的工业化进程。以2007年厦门“反PX行动”为分水岭,近年来,大连、宁波、茂名、昆明和什邡等地多次爆发声势浩大的“邻避行动”。民众跨越原有的阶层差异,集体向地方政府表达诉求,“中国式邻避行动”呈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形成“一闹就停”或“一闹就迁”的僵硬模式。
议题单一且过度聚焦地方小利益
自1998年我国实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大多数城市民众居住空间由单位住房向商品房小区转变。小区民众来自天南地北,职业背景、个人收入、成长经历和文化偏好差异明显,由于缺少共同工作单位的交集,小区民众疏于来往。为了将“邻避设施”排拒在外,原本联系甚少的民众经过串联整合,目标明确的环境维权抗争群体随之产生。“中国式邻避行动”将一座城市中诸多民众裹挟其中,诉求目标极为单一——“只要别建在我家后院就行”。
1.从环境风险与社会互动角度看,“邻避设施”制造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难题
“邻避设施”造成的环境污染由某一地区、某一代人承受,抑或缓慢累积、超长时滞的环境污染由好几代人承担滞后的风险。“邻避设施”带来的风险与收益如何在地区与地区之间、这一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这一代人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权衡取舍,必须统筹兼顾。
同欧美和港台地区“邻避行动”目标包括代际公平、族群平等、区域风险平衡和环境正义等多个议题相比,“中国式邻避行动”议题单一。随之而来,地方政府“对症下药”,处理方式也异常简捷。2007年厦门“反PX行动”集中彰显了“中国式邻避行动”的单议题特征。厦门市政府宣布终止建设PX项目,沸沸扬扬的街头抗议迅速消退。至于PX项目如何影响项目迁入地漳州,在厦门少有人过问。“中国式邻避行动”多集中在“邻避设施”拟落地的某一特定城市,爆发于从民众知道消息到地方政府宣布“邻避设施”何去何从的特定时段,很难形成多个城市之间长时间的串联共振。
2.参与者强调自身利益、当地小环境利益,对整体利益置之不顾
“邻避设施”从甲地迁到乙地,乙地民众对这些被“驱赶出境”的“邻避设施”也会抗拒。信息沟通无碍的互联网时代,乙地民众很容易滋生不平衡心态。他们以先行者为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式邻避行动”模式几乎千篇一律:民众上街抗议——抗议升级——地方政府妥协——抗议结束。因为议题单一且伴随激烈抗争,持续时间往往不长。2012年宁波“反PX行动”前后仅有5天。10月22日,“反PX行动”爆发。10月28日,宁波市政府宣告取消PX项目,“反PX行动”迅速偃旗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