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民社会”：解释中国式“邻避”运动的新框架

　　所谓“私民”或“私人”，当然首先相对于“公民”概念而言，它是指以个人取向为主导的民众，其言论和行为以关注和满足个人或小群体的利益、情感、意志为主要目的。所谓“小众”与之基本同义。公民当然是一个自然人，但是一个自然人如果不涉及国家公共事务而只局限于私人事务，其身份就不是“公”民而仅是“私”民。进入“邻避”运动中的私民之“私”，并非仅仅一己之私利，体现出一些有广泛性的愿望，其中包括非“邻避”设施直接相关者的愿望，但实质上是追求私人生活的目标，“没有关于普遍的人际关系尤其是政治关系的正面诉求，私人之间也没有先在的共同目的”。此外，私民之“私”并“不试图就公共政治问题进行公共推理，不打算为自己的行动提出可以为大家所共享的理由”。

　　这种“私民”就是美国宪法学者阿克曼在《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中所提出的“私人公民”（private-citizen）概念。在他看来，大多数美国人兼有私人公民和公共公民两种角色，但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大多数时间，这些民众是私民，私人公民属于常态政治时期的美国公民定位，这一类人作为普通公民主要关注自身生活，关注私人事务，在参与政治事务方面较为被动，难免自私、冷漠和狭隘。但是，他们在关键的时刻也并不排除能够主动地参与政治事务，成为公共公民。

　　周而复始，一次次“邻避”运动的出现，一次次教训，就是没有进步：过程相似，结果相同（要么政府妥协，要么政府秋后算账）。问题在于为什么没有进步，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公众，为什么没有能够吸取教训？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公民社会，我们是“私民”，社会还是一个“私民社会”，没有公民社会的良好根基。公允地说，倒是政府在吸取教训，有了进步，例如决策的透明性增加，越来越慎用暴力来对抗暴力，搭建让公众参与的平台。但是事件还是一件一件地发生。问题自然有政府的一面，但是，深层次的却是社会处于“私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都是“私民”。尽管今天的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等许多方面都开始“世界化”了，但是从国民性角度观之，我们依然停留在“私民”的水准上，没有成为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人们不难看到或想象到，即便政府给了公众平台，但公众往往难以达成共识。

　　讲中国“邻避”运动的“私性”并非作道德上的批评。即使在西方以代议制为核心的民主社会，也免不了“私性”侵蚀“公民性”（citizen）或“公共性”，西方社会也不时出现公民的私利主义(civic privatism)。事实上，约翰•密尔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预测秘密投票会鼓励公民把选票当成商品贩卖，以达成私人的满足，也就是说秘密投票只会使投票者选择对他私人有利的候选人，而不会选择对国家和公共有利的候选人，因此，密尔的想法是：公开讨论会鼓励大家关注公共利益。西方不少学者承认，西方的社会每次选举几乎只看到“私”民而没有“公”民，一再印证了密尔的想法。

　　2“邻避”运动背后的非“公意”和非“组织性”

　　“邻避”运动显现出特殊主义的个体自由价值观，没有超越性，只是“众意”，而非“公意”。按照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说法，社会中的人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作为主权参与者的公民而存在，另一方面是作为自然人而存在，这样就相应地产生了两种意志：公意(general will)和众意(particular will)。作为公民而产生的意志为公意，它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着眼于共同的善；基于自身而产生的意志为私意，它力求促进和实现个人利益。

　　在私民社会中，公众是一个个特殊主义的个体。这就可以解释在传统中国，在家庭或小共同体中的人们是“无私”，面对统治者他们是“臣民”，而在共同体之外却是没有“公”的，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同心圈”理论。这也就是近代以来梁启超这些思想家们所批判的对象。在1949年后，人的“私性”与“私民社会”被有效地压制住了，直到改革开放后得以再次展现。但是，改革开放前的年代既没有“私民社会”，也没有“公民社会”，因为社会本身已经完全消融于党国体制之中而不见了。在私民社会中，只有“众意”而没有“公意”，只是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之合，“邻避”运动本身并非是为了环保，为了生态的正义性，为了整个社会福祉。这中间也许会有“公意”之闪耀，但毕竟不是“公意”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