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向从事粪便处理工作的年轻环卫人说起,城市粪便曾享有农作物耕种“软黄金”的美誉之称,显赫了漫漫百年时光,也许令他们难以置信。曾见资料报道,农民耕种用粪便施肥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追溯到近千年前的南宋时期。解放前,上海粪便一直由私人粪商经营把持,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粪便产业。
解放后,粪便的清除和处理纳入了环境卫生行业管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支援农业,粪便是“辉煌”的立功者,有价配售范围延伸至江、浙地区;七、八十年代,随着生产方式变化和化肥应用普及,粪便在农民“不要大粪”的呼声中急剧减价,直到无偿运送到乡;九十年代后,粪便因成为农村环境负担而走上了出路难的曲折路程。
粪便用作农作物肥料和土壤的调节剂,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上海城市粪便更因其浓度高、肥效好的价值,一直是农业生产施肥的抢手货。解放前就有像“马鸿记”“王永康”等横行霸道的大粪霸,用欺凌粪夫和农民的剥削手段,经营粪便起家。他们长期控制上海粪便市场,从承包清运和买卖粪便中渔利。
解放后,政府取缔“粪霸”对清洁工和农民的剥削,将粪便收集交由农民协会和郊县供销合作社等组织,通过配售方式运往江苏、浙江及上海郊区等农田。五十年代中后期,全国掀起农业大生产运动,需肥量日益增加,农民们也千方百计寻找肥料,有的甚至直接自行摇船进城取粪,近郊农民挑着粪桶穿梭在上海大街小巷到居民家取粪。当时在上海城区,因农民争夺粪便引起打架伤人事件时有发生。因为是无组织、无序取粪的行为,造成粪码头航道拥堵,直接影响上海市区卫生环境。为此江浙沪两省一市紧急召开会议,共同协商上海粪便的分配问题,会议决定上海粪便供应方针是:先近后远,先蔬菜后棉粮。分配比例是:江苏占16.88%;浙江占14.04%,其余为上海市郊所有,如粪便收集数量增加,可以对江、浙两省视情况照顾,适当提高配售比例。此后视实际情况分配比例多次进行过调整,江苏地区实际配售最高时达到40%多。
上海的粪便分为黄粪(居民马桶收倒的粪便)、坑粪(粪坑出的粪便)和黑粪(污水处理后淤泥)三种,最受农民欢迎的是黄粪,尤其是上海中心城区,如静安、黄浦、卢湾等区域,收倒的黄粪更是抢手。上世纪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农业大生产运动中,上海环卫部门广大职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广积肥,送粪下乡支援农业。
上海粪便送乡到田耕种施肥一直到待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1979年不少县直接来函通知“不要大粪”,肥料船下乡不仅迟迟卸不掉粪延误返航,还常有成吨的粪便带回上海。除了农村实施农田包产到户生产方式改革等主要原因外,还存在客观条件制约:1、中小型木驳粪船逐步淘汰,黄粪坑粪统装载大船运送(称为统粪),质量不及当地的纯黄粪;2、一个船队有400到500吨粪便,过驳集中量大,农村劳力跟不上;3、每担0.234元运价高于当地价格,农本高;3、化肥价格便宜,使用方便,“化肥飘飘,氨水浇浇”更受青年农民的喜爱。因此,上海粪便囤积于粪车和码头船舱,粪坑冒溢粪水横流现象时有发生。
1981年市环卫处向市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解决粪肥出路问题的紧急报告》,就缓解粪肥出路的难题提出建议。第一,减少日出粪量减轻清除压力,从每天9000吨减少到7000吨;第二,通过压缩水分,提高粪肥浓度;第三,大幅度调整粪便售价,黄粪从原来的每吨1.32元减为0.4元,同时进一步降低运价。据资料反映,1981年粪便出售因价格调整,少收入达450万元,加上运输成本,全年政府补贴高达800万元。之后,粪便价格一路低走,最后无偿运送农村也因成为农村环境负担而屡遭拒绝。
城市粪便作为有价商品,统领肥料市场百年有余,但在上世纪后期短短的十几年间,却从有价配售一路走低到无偿运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工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民千年耕种的习惯,不可逆转的时代进步,也给环卫行业出了一道粪便处置从直接应用转为无害化处理的课题。粪便处理如何真正实现资源再利用,重现昔日粪肥效应,也许是现在年轻有志的环卫人研究的一个课题。(作者单位: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