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生化处理难解恶臭之踵：沪苏边界垃圾厂恶臭追踪

　　事实上，国清公司的经营业绩也很令人失望。

　　2004年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批准后，2005年这家企业成立，注册资金3000万元，一年后，以BOT方式(在建设中引入民间资本，政府允许其享有一定时期内的经营权以及经营收益) 获得青浦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项目，2008年试运行后一直亏损。国清公司抱怨政府给的垃圾处理费太低，希望提价。

　　“每吨垃圾75元，又要企业做得好，又让马儿不吃草，可能吗？”企业甚至不愿单独面对媒体，国清公司负责人陈宁称，我们为政府做服务，有政府陪同才接受采访。青浦方面则表示，企业首先应按BOT合同履行责任、达标排放。

　　“国家对环保产业有许多扶持政策，引发众多企业争抢‘蛋糕’。”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说，“有些企业不惜压低价格争项目，许下超出自身能力的承诺。无序竞争，受损的往往是民众和环境。”

　　垃圾生化处理困难重重

　　问题企业背后，是垃圾生化处理的困境。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上马近200个垃圾生化处理项目，基本上都关闭了。”张益说。在焚烧、填埋、生化这三种垃圾处理模式中，生化模式对政府资金、企业技术、管理运营水平要求都很高。“全国垃圾处理厂70%为填埋模式，生化模式仅占3%，不到20家。”今年2月，另一家垃圾生化处理项目、已投资3.5亿元的上海普陀垃圾生化处理项目，因工艺适用性不成熟宣告失败。

　　缘何遇冷？“生化模式面临三大难题——技术、价格、产品出路。”张益说：“需要较高投入以确保足够的技术支撑；对企业监管要求高，需要精细化管理；还需要完善的垃圾分类系统。”

　　对城市管理者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系统，提高对企业的监管水平。“没有垃圾分类，垃圾生化处理成本高，处理出的产品质量低。比如高温堆肥，肥料里混杂玻璃碴、铁钉，自然销路不好。产品卖不出去，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张益说。

　　上海2011年5月起推行“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项目，3年来逾120万户居民参与干湿垃圾分类，如今全市末端处置的生活垃圾较以前日均减少两三千吨。下月中旬，上海市法制办将召开《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草案)》立法听证会，明确垃圾基本分类标准和鼓励垃圾分类措施。

　　这个过程缓慢而艰难，但问题企业带给居民的恶臭如何解决，却等待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