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分类偏重形式 部分试点已形同虚设

　　章大明是正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中国垃圾资源化产业协会副理事长。几年前，他研发了一套垃圾处理的工艺流程，把生活垃圾用来气化发电和制造建筑材料，并且在福建和上海建起了垃圾处理厂。章大明的工厂把处理后的垃圾放进一个干馏汽化炉，它是整个垃圾处理的核心部件。干馏以后垃圾中的有机物变成了燃气，可以用燃气发电机组来进行清洁能源发电。

　　章大明一直想在北京也建起那样的垃圾处理厂，但是几年过去了，他仍然徘徊在北京市场的门外。其实，他早就看好了一块离填埋场不远处的选址，他希望处理厂建起来以后，不仅处理每天新产生的垃圾，而且可以把填埋多年的陈旧垃圾翻出来重新资源化处理。

　　现在，北京的垃圾填埋面临着超负荷的压力，而在章大明看来，那些被看作是巨大负担的垃圾，其实都是可以利用的资源。他认为，埋掉的垃圾不仅污染了环境，还没有充分利用好资源，他看着心痛。

　　而今，最让章大明最发愁的，还是他的垃圾厂何时才能落地。他说，这个项目需要政府多个部门审批，手续办起来比较花费时间。所以他认为，北京垃圾围城的问题与政府的体制有很大关系。

　　四、垃圾分类：政府工作流于形式 开支庞大却不见成效 亟待扶持专业企业

　　世上没有真正的垃圾，有的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现在北京每天产生1.84万吨的垃圾，并且还在以8%的速度增长，但在金明明和章大明那里，记者却看到由于各式各样的门槛，他们即使想变废为宝也无能为力。从2000年列为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已经13年了，但在一些试点小区，垃圾分类基本上是流于形式，即使是对那些千辛万苦分好类的垃圾，由于终端处理能力有限，最终只能“前分后混”，填埋了事，而垃圾处理企业却又抱怨被挡在玻璃门外无法进入。北京的垃圾分类到底难在哪？到底如何才能将垃圾变废为宝呢？

　　在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社区采访期间，记者也来到了团结湖街道办。负责垃圾分类项目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团结湖街道每年垃圾分类的投入就有近两百万元。那些钱大部分用在了宣传、志愿者服务和聘请二次分拣员身上。由于垃圾桶经常丢失，每个垃圾桶三百多元，每年仅这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为了督促和监督居民分类，他们要雇志愿者和分拣员来监督和宣传。这样算来，他们每年的经费仍然会有三十多万的缺口。虽然每年投入的人力物力很大，但是她也感到，有一些垃圾分类的工作还是流于形式，并没有真正起到督促居民认真分类的作用，形同虚设。

　　公开数据显示，以2011年为例，北京市在1200个小区、1200个村庄开展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市财政投入4亿元。2012年，垃圾分类的试点小区数量更是翻了一番。但是从处理的成果来看，垃圾分类、综合处理并不理想。2011年，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士表示，北京市垃圾分类正确投放率达到平均50%的水平。但同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等一份实地调研显示，仅有4.4%的社区做到了按标准分类投放。怎样的垃圾分类才算真的有效率？环保人士黄小山关注垃圾分类多年，他主张，从源头做好垃圾分类投放是根本。

　　黄小山花了几年的时间研发出了绿房子，在社区由工人来完成居民没有做好的垃圾分类。黄小山的这所绿房子投资大约在一百万元，可以处理他所在的小区的所有垃圾，将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和可燃烧垃圾，来提高后端综合处理的效率。他告诉记者，他们通过悬挂横幅和请一些老头、老太太口头宣传的方式广泛宣扬分类投放垃圾的好处。通过绿房子，可以更好的帮助政府实现垃圾的分类运输。

　　业内人士强调，在提倡投放分类的同时，必须有足够的垃圾综合处理能力，才能达到垃圾分类的真正目的。王维平告诉记者，现在每天有3000、4000吨垃圾超负荷运行，而原本设计仅为2000吨。目前的缺口可能有30%左右，所以后续设施的建设既重要，又紧迫。

　　而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也指出，只有处理能力建设完善起来，才能真正调动居民和企业的积极性，使垃圾分类进入良性循环，仅仅依靠民众是不可行的。只有让更多的民间主体进入到北京垃圾处理的市场中，才能够解决目前处理能力不足，处理成本高的问题。突破体制的限制。他强调，新的处理垃圾方法五花八门，各有千秋。但是目前，政府基本不作为，甚至歧视他们。如果政府关心和重视垃圾处理，投入充足的资金，则发展便不可同日而语。